陈守义  1943年8月出生，浙江宁波人。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委员，民进浙江省副主委，民进宁波市主委。1964年7月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后在宁波八中任教。1983年9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84年6月任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1989年4月至1998年4月任宁波市副市长。期间，先后6次被评为部、省级先进个人和先进工作者。主持编写的《高标准“普九”和“扫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获2000年浙江省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城市现代教育体系构建与结构优化研究》。2001年6月，被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纪委授予“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2年1月被浙江省政协评为省政协系统反映社情民意先进个人。1996年11月27日，被聘为宁波大学客座教授。

        严校长说，请我来做个讲座。客座教授对我当时这个副市长来说是一种荣誉，因为我从来没有当过教授。既然当了客座教授，我尽量争取一年至少来讲一次，有可能的话，两次也可以。如果同学们不愿意听了，那我无论如何下次就不来讲了，那么也就“下台”了。今年，再来试试。但是，看到严校长写的这张序，我就有点害怕了。曾经来讲过的有中科院院士、宁大首任校长朱兆祥教授、台湾教育家高震东、电影导演冯小宁、作家梁晓声等等。据说，梁晓声讲得不错，我个人认为他好几本关于文革的书也写得不错。知晓梁晓声也来讲过之后，对我的压力就更大了。所以，也请大家客观评价，可能各有所长，我尽量多谈谈内心感受。因为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系列讲座，我从传统道德讲起，现在讲得最时髦的就是“诚信社会”，为了赶点时髦，我就把传统道德和诚信社会结合在一起讲。其中，我讲得可能会有点松散,也请各位见谅。

        传统道德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做人的准则。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枷锁。所以，用哲学上的话讲，最好用一个“扬弃”：把好的发扬光大；不好的抛弃，有所选择。仔细看看，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最中心的是儒家思想，即孔老夫子的那一套。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评价。大体上来说，革命变革时期，孔老夫子的思想是经常受到批判，要打倒的。譬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就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而到一个政权相对巩固的时期，要讲道德了，要讲修养了，要讲如何做人了，孔老夫子的东西又被拿出来。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传统道德有个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为什么要讲传统道德？我注意到，中共中央关于道德规范提出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传统道德一个新的提法。“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些都能在孔老夫子那里找到。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被教育“忠孝信悌、礼义廉耻”。我家兄弟们的名字，也是这样取下来的。讲传统道德的现实意义在于，如何更好地把传统道德和当今现实结合起来。

        譬如，我们来讲讲“忠”。“忠”，当时的全部内容就是忠君，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爱国。君权神授，君代表国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国家元首，国家元首代表一个国家。但是就我们现在而言，一些皇帝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方式必须得到批判。我们知道，我国一直到十五世纪的封建制度，它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在世界上还算是先进的，因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比奴隶制、欧洲分散的小领主的生产关系要先进。到十五世纪，中国是真正的中央王国，但恰恰由于封建制度太牢固了，封建礼仪束缚太厉害了，把资本主义萌芽扼杀了，思想也受到了君权的束缚。所讲的每句话，所考虑的每个问题都必须在儒家的规范里面，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些东西就不能继承，必须彻底推翻。因此，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是：要科学，要民主，打倒孔家店。“忠君”作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必须提倡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美国建国只有两百多年时间，但它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平时看似散漫的美国人，一旦国家有重要事情发生，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就高涨起来；看运动会时大嚼口香糖、爆米花，但是一升国旗、一奏国歌，每个人都站起来，手放在胸前，表明心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诚信之前首先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和传统的“忠君”既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又有必须截然分开的地方。在这个前提下，“爱国”又不能笼统地讲，不能单纯地讲大汉族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思想文化统一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党外人士，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爱国主义要高举两面大旗，一是热爱祖国、维护统一，一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离开了这一条，就失去了为人的准则；离开了这一条，不要说中国人，就连外国人也看不起你。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瑞典看到房东每天升国旗唱国歌，美国人为丧身于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事件的两个公民降半旗致哀，但是中国还有很多人不会唱中国国歌。传统道德叫“忠孝立国”，现在道德叫爱国主义。我们要正确地扬弃中国的传统道德，把儒家文化中优秀的东西继承发扬，把封建主义愚昧落后、专制的糟粕抛弃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要分析谁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谁能真正领导中华民族走上复兴的道路？殊途同归，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讲做人，严校长从他父亲讲起，我没有这样伟大的父亲，我就从我结识的一些忘年交、老朋友讲起。我没有资格给大家上党课，就给大家讲讲几位老人的几个故事，听听他们一生做人的哲学。

        我们现在是在林杏琴会堂举行讲座，林杏琴会堂是赵安中先生捐资建造的。赵安中先生的小学时代，就是在离这里七里地的庄市度过的。“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包玉刚等同学敲着锣鼓到庄市街头游行，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年底“一二·八”事件后，就失学了。之后，他去学做生意，等到日本鬼子占领上海后，就失业了，四处漂泊。两手空空，过了三十岁，还是一事无成。一个很偶然的机会，1949年，公司派他到广州出差。由于正逢上解放军渡长江，海、路、空全面封锁，结果轮船一开就开到了香港。身上只有一百多块港币，在朋友家的客厅地上睡了一晚的赵先生，从此就流落在香港街头。那个时候，赵先生已经四十几岁了，一直拼搏到1970年前后，才有了自己的工厂，买下了自己的房子，是半山上最好的地段，有三百平方米的面积。后来，他的大儿子到南非搞实业，二儿子在印尼的荣华纺织公司，小儿子在泰国搞金融等等。那时，赵先生想自己年龄也六十出头了，事业也完成了，在赚钱方面已经不需要自己去操心了。因此，去周游世界，但走来走去，总觉得有一股乡情在拉住他的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开始回国来走走，觉得既亲切又感慨。那时，中国正值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们素质还不高。他觉得，中国必须改革。有两件事要做：一要社会稳定，二要教育兴旺。

        从那个时候起，赵先生开始研究教育。他觉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比任何国家差，但现在的中国又太落后了，需要改变，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改革，社会要稳定，教育要兴旺。包玉刚讲，宁波的发展，关键是两件事：一是开发北仑港，二是开办宁波大学。在包玉刚带头捐款下，中央特许批准开办了宁波大学。当然，包玉刚说，我只是起个带头作用，希望各位朋友帮忙。他第一个就拉赵安中，他问赵安中说，是不是愿意一起来参加宁波大学的捐款办学。赵安中说，你是船王，大老板办大学，我小老板办中学、小学，就谢绝了包玉刚的好意，开始致力于宁波中、小学的建设。一开始，与几位校友一起捐资一千万港币兴建中兴中学，因为那是他们的母校。那个时候，恰好宁波市分管文卫的副市长孔宪旦到宁波大学作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后来兼宁波大学副校长），分管文卫的副市长因此暂缺。我那时是在教育局，当时的市委书记收到包玉刚一封信，提出在中学的选址问题上，请市委把个关，市委于是安排我去选址。当时有三种方案：镇海县想把这一千万港币用在镇海中学的建设上，将镇海中学的名字改成中兴中学，建在镇海城关；中兴中学校友会在国内的几个老校友，极力主张把学校办在庄市，因为老校址是在庄市；教育局和规划局的一帮人主张办到孔浦。因为办到镇海不太现实，而庄市镇本来就有一所初中，在一个镇上办一所完中是有难度的，教师来源和学生来源都有困难。办在孔浦，可以算是宁波市直属中学，可以选派效实中学的一部分老师来授课，也可以作为宁波师范学院的附属中学或聘请宁波大学的一部分教授授课，这样学校的师资一下子就强了。另一方面，宁大的教工宿舍区也正好在孔浦。第三，宁波大学、庄市和孔浦三个地点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庄市的人到孔浦念书也一样方便，而且同时可以解决当时计划经济下的教师户口问题。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三个方案，但是老校友几乎都反对。当然，学校建在孔浦也有缺陷，土地预留不够，只留下40亩土地，我想当时如果能够有60或70亩土地，就搬到孔浦去了。那时，赵安中先生通过老同学，间接与我接触，结果一谈，发现我对教育挺内行，敢讲真话，很赏识我，以后凡是教育的问题他都与我商量。我对他讲，他要办教育，我们极力支持，确实改革是唯一出路，稳定是基础，必须发展教育，而我的观点是捐资办学如果能和政府的总体规划衔接起来，肯定是办一件成一件。

        我的世界观改造了几十年，我自认资产阶级公子哥儿的派头还不太有。在这四十几年里，我有两件事始终铭记在心：一是千万不要忘记老师，二是千万不要忘记对革命做出贡献而目前暂时还处于困难的老区农民。我陪赵安中先生来到四明山。余姚四明山那个地方确实很穷，他问我，先搞个小学，如何？这就是后来的四明山镇中心小学。小学修完后，路过镇上的卫生院，房子是新的，但门锁着，原来是欠了工程队十万元钱，于是赵安中先生又捐了十万元钱。他赞成我“教育从小学开始，抓九年义务教育，抓最穷困的地方”的主张，他要我排出一张表来，我就搞了个五年计划。赵先生是真正的省吃俭用，那是正儿八经的爱国主义！如果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他每次来都是那么一套西装，这套西装穿了有二十年左右了。家里穿的睡衣，袖口是破的；穿了二十多年的皮拖鞋也是破的；空调和冰箱也都是旧的，还是老式的窗式空调；到宁波大学来经常和老师、学生一起在食堂吃饭；如果在贫困山村吃饭碰到上海鲜，他就马上站起来走人。我和他下基层的时候，没有人敢递烟上酒。

        就这样，我与大我二十多岁的赵安中先生结成了忘年交，大家在共同的爱国心和在兴办教育这件事上走到了一起。从此以后，我们共同为宁波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希望工程一步一步走下来了。前面这只是一个例子。他说，聚财是一种拼搏，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散财是一种享受，问题是把钱花到哪里，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就是能为祖国的义务教育做点事，为贫困山村为最需要的地方做点事，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后来，他捐资宁波大学也正值宁大最困难的时候。他把在美国、加拿大的房子都卖了，筹了一千万，帮助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建起来了。他还在宁波市的对口扶贫省贵州办了十多所学校，在河北省滦平县捐资助学。赵先生上半生在为自己拼搏，一生克勤克俭，聚集的财产统统都扔在了老家。当然这个“老家”是广义的老家，包括河北的滦平，贵州的黔东南、黔西南地区，包括浙江省的台州、温州、金华、丽水等地方，当然主要还是在宁波。总之，赵先生就看中一件事：要国家兴旺发达，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坚持稳定，要坚持发展教育。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也是实实在在的做人的道理。

        再一个，我和大家讲讲王宽诚先生。他的一生伴随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抗美援朝，再后来到文革结束。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王宽诚带领第一个香港观礼代表团到北京来参加开国大典。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勇气？一种什么决心？因为他从自己拼搏的一生中，感觉到国民党政府是腐败的，日本帝国主义更坏，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确的，所以他就来了。接着，就发生了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全面封锁中国。我们的同学可能会想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改革开放？因为那个时候不可能改革开放，你一开放，人家就打进来了。美帝国主义的军队一直打到鸭绿江边，炸弹、大炮打到东北，才有了我们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美国第七舰队封锁整个台湾海峡，所有的商品不能进口和出口，唯一留下一个口岸就是香港。从小就在香港拼搏成长的现在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越是强烈。因为他们觉得，我在香港算什么？不管我多有钱，我是二等公民，感情无所依托。所以，新中国一成立，很多在国外留学的人都纷纷回国，共同建设新中国。他们从自己前半生的拼搏中感受到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把你封锁了，你不可能改革开放。抗美援朝的时候，王宽诚捐了一架飞机，买爱国公债。当时王宽诚的维大洋行重点就是为我们国家进口原材料、西药、科技仪器等等，当他两边跑的时候就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
1984年，他回到了宁波，在华侨饭店商量一件事。他说，看来他年纪大了，一生也就这么拼搏过来了，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好，而且一定要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最后萌发了要建立一笔教育基金的想法。他拿出一亿美元设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用以培养中国的高层次人才，这占了他当时一半的家产。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本科生水平绝不比美国差，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比不上了，所以要培养大学毕业生到美国留学，但不培养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因为这些人的人生观还未定型。同时，又不能搞内部选拔，必须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考试选拔。1985年，王宽诚找到钱伟长商量中国哪些学科最需要高级人才，钱伟长就列了一张名单，把华人中最优秀的十几位学者都找来了，包括李政道、陈省身、田长霖教授等，成立了一个考选委员会，提出50个专业，每个专业挑一个最优秀的学生。钱伟长根据自身的体会，决定先考试，后政审，将信息登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三家全国大报上，参考学生范围包括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并给这个教育基金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奖贷基金，如果被送去美国的大学生不回来的话就要归还这笔钱。1986年选派了50个，1987年选派了30几个，到80年代末国家公派留学生多了，这笔钱就转移了用途，一共发挥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中科院用于博士研究生到国外参加学术研究会、进修、做访问学者，要经过公平竞争选拔考试才能选送出国。第二块给了上海大学，钱伟长先生分管。第三块给了几所地方大学，范围内容同上。后来，捐资二百万美元成立甬（宁波）科（中科院）股份有限公司，由市电子局操作，其盈利用于奖励宁波学生。给宁大名额去国外做访问学者和邀请国外学者来宁波大学讲学的也是后来增加的。
这些人自己生活简朴，捐钱是几百万美元地捐，自己花钱则是几块几块地算，这就是一个人的品格。实际上，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从现实生活中体会到的，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振兴中国，一靠改革，二要稳定，第三必须搞教育。这个观点和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大学党委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因为大家都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共同奋斗。

        我就讲讲几个故事，谈谈做人的道理，因为讲故事比较开心，比较轻松，也希望大家能从这些老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还有个观点，诚信要从政府做起，政府要带头。对于这点，我也有自己的感受，还得从这些老人讲起。
从传统道德看，诚信是宁波人经商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我也接待过李惠利老先生，他捐了三千万港元助建李惠利医院。八十年代末他捐建的第一所学校就是李惠利中专。当时，他到李惠利中专来，我请老先生为李惠利中专题字。他说，题字是一定要题的，就题了“勤俭诚实”这四个字，并说他一生做人体会最深的是勤俭才能小富，诚实才能大富，这些话同我们现在有些商人的想法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宁波大学的戴光宗教授在5月21日的宁波晚报上有篇文章讲到，老宁波经商的传统就是诚信。上海滩上，宁波人最有名的是钱庄，钱庄是银行的前身，主要是吸纳存款、发放贷款，还有就是周转资金，周转资金在商业上叫调动头寸，就是短期贷款、流动资金。宁波人的钱庄到清末民初，逐渐取代了山西的晋商。在中国的几大主要通商口岸，北京、天津、武汉、南京、上海，当然包括宁波，主要的钱庄业的头都是宁波人。银行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信字，当时上海有句老话，叫“宁波人调头寸，闲话一句”。为什么一句话就够了呢？大家知道，现在银行贷款很难，一方面银行有大量的钱贷不出去，一方面个私企业贷款很难，国家企业贷款不还，它反正没钱，总归都是国家的，个私企业又不放心，怕它骗了钱走掉。当年上海滩上宁波人做生意，宁可跳黄浦江，也不能失信，形成了商业信誉的优良传统。诚信要从政府做起，政府要带头。为什么一定要从政府做起？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许多应该管的事又没管，同时我们的法规又不够健全。比如，大学生比较喜欢讲自由，讲个人价值的体现，不喜欢被束缚，但自由和纪律本身既有矛盾又有统一。政府应该对市场经济的运作制定法律和规范，合法的鼓励，不论是外资还是民资，创造条件鼓励他们来投资，来赚钱，政府只要依法收税就好了，对不守法的先教育后制裁，违法必惩。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加快健全法制建设的步伐。                                        

        宁波晚报做了件事，发动群众对口资助贫困的中小学生，为了他们的自尊心，名字不讲，大家来挂钩。好多人都去挂钩，我负责一个或两个。这些都是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大学生有政府贴息的银行贷款，也有慈善总会或人民教育基金会发给的奖学金。确实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公布一下名单。为了这个公布，大家也很有争论，因为要保持人的自尊心，但是不公示也不好，熟悉的你可以给他一些钱，不熟悉的就不给了吗？所以，必须在学校公示一下。对接受捐款的大学生，以后每年去联系，了解一下情况，不是要你还钱，对你毫无要求，只希望你将来成才，等你赚钱的时候，希望你也能以某种方式去赞助你的学妹、学弟或其他有困难的人。如果你是银行贷款的，政府贴息，请你：一，在学校的时候省吃俭用；二，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包括暑假有空做做家教；三，不要逼迫家人多给你一点钱，要替父母亲分点忧；然后，成绩一定要好一点，将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到时候该还贷的还贷，这就是你的信用度。我最近看到一个报纸报道，甬江职业高中一个学生，捡到了一个皮包，然后还给失主，钱包里面有五万美元，六十万的存折，还有一些现金支票。失主奖励他一万美元，而他不要，这是高尚品德，但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这么高尚。所以，我倒赞成日本政府的一条法规，捡到东西不还是违法的，如果归还失主的，失主应该给予一定比例的酬金。当然你可以不要，拾金不昧是高尚品德，但拿取一定的酬金是合法的。这样的政策的好处，一是有一个高层次的道德标准，第二有了一个法律界限。我比较赞成以前提过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做出自己的贡献，就等于大家都在为我服务。

        自由和纪律也是一样，大家都做到必须遵守的公共规范，那大家不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集体之中了吗？如果一个人特别聪明，能力特别强，价值观特别清晰，但既不爱国，又不爱团体，这种人是最危险的，黑帮头子也就是这帮人，会成为社会最大的祸害。全国教育会议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里面，谈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受教育者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我们在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体现人的自身价值，人的自身价值又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伟大祖国的建设融合在一起。这样，每个人的自身价值将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而每一个人的自身价值又融入到一个永恒的伟大事业之中。

        中国现在考大学很难，美国考大学很容易，但要进名牌大学也是很难的，不比我们现在的录取率高。我有一位老朋友，现在在树人大学当校长，他的孙子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念书，曾获得克林顿总统奖。他说，在美国读大学既容易又难，中国人在美国念书每门功课都可以得到A，但难的是要有三样东西。一是要有文体方面的特长，最好是橄榄球明星；第二是社会服务，做志愿工作者，做义工，自己写的材料，不需要证明，但不允许撒谎；第三，不要撒谎。在美国撒谎是很危险的，万一被察觉到撒谎就麻烦了，不但学校不要你，以后就业都有问题。一经失信，就可能留下一个污点，这个污点三、五年才能抹去，甚至终身都抹不去。我们的同学要从现在开始做起。虽然现在电脑还没普及，但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身份证号码位数要增加，同信用卡、驾照、工作单位统统连网起来，那么你就不能到处撒谎了。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制经济，也是一个信用经济。成熟的市场经济就要用法制来规范，政府严格执法，而且必须对失信者予以严惩。等到形成这样一个机制以后，官员腐败也难了。美国并不是没有官员腐败，但是官员腐败比较难，贪污也很难，因为其帐号是公正、公平、透明的。政府首先规范中介机构，接着规范所有企业、银行的行为，所有的单位都要接受编码，其交税情况、贷款情况、商品质量情况都要经过中介机构进入帐号，以表明其信用度。

       我希望我们的大学生做诚信社会的奠基人，毕竟你们是社会上素质比较高的一群新生力量。我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让我们共同朝信用社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