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1日晚7点,中国科学院倪维斗院士登上我校“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坛,这是我校第67期讲座。
倪维斗院士是动力机械工程专家,1932年生于上海,祖籍宁波市镇海区。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攀登计划”B项目首席专家,曾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交流。我想从我的本行说起,就有关能源的情况和大家简单地交流一下。现在我们中国发展地比较快,但是我感觉现在我们国家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还是非常尖锐。如果说过去我们所得到的成就和发展是建立在地大量使用资源,污染环境的基础上,那么这条路再往下走恐怕难以为继。我们作为负责任的一代确实应该思考将来怎么办。
结合能源问题,我简单地归纳成5个方面的问题,也是5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是我们整个的巨大的能源需求,第二个是液体燃料的短缺,第三是污染的严重,第四是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五是农村能源的供应。
先说能源需求。
我们中国发展到现在人均GDP大概是1300-1400美金,和其它的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的能源虽然说支撑这个消耗也很困难,但是人均消耗能源大概是1.4吨标准煤(又称标准燃料,这是计算能源总量和折合各种能源的综合指标)。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11吨/人。其它的国家如德国、法国、俄罗斯大概是5吨到6吨/人,美国是能源消费大国。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全面小康社会每个人应该是多少才吨煤比较合适?目前来看,我们人均是1.4吨标准煤,乘以13多亿的话,就差不多是20亿吨。这个数字对我们中国来说太庞大了。现在的煤矿事故不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必然现象。因为需要能源,煤价上涨,这样就刺激了煤矿的开采,大煤矿挖煤,小煤矿也挖煤。中国现在的煤的组成中有一半是中小煤矿,就是现在出事故的那些煤矿。真正的大规模煤矿只有一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20亿吨标准煤已经供应得很困难,但是平均呢也就是1.4吨。如果每个人到2020年或2050年人均4吨,那么乘起来的话,中国需要50亿到60亿吨或者更多的煤。到时我们自己的资源无法支撑这个需求,还想不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最近这几年电厂建得非常多,大概每年增加的电容量是6000万千瓦,6000万千瓦就相当于一个英国的电的容量,而这些都是用煤烧出来的。将来煤炭供应就是很大的问题。
大家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耗能强度在增加,一般来说我们通过节能通过产业改造能够使能源弹性系数维持在0.5(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指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比值,从总体上综合反映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国家提出来的到2020年GDP翻两番能源翻一番。但最近这一两年我们的能源弹性系数是1.5。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国家进入到一个重化阶段,即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大量发展的阶段,具体说是钢铁、水泥、铝等行业大量发展的阶段。那么,躲开这个阶段行不行呢?不行。因为现在大家都想住好的房子,大城市也好,中小城市也好,都在大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要用大量的水泥、钢铁和铝。所以这个阶段躲不开。现在我们国家的GDP占世界GDP的4%多一点,但是我们正在消耗着全世界30%的钢材,40%的水泥。像美国,很多钢铁都可以回收,用大量的废钢铁来重新炼,而我们要从铁矿炼起。这样能源消耗就非常大,资源耗费也非常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又避不开所谓的“重化阶段”。像其它一些国家比如日本、美国能源需求的增加已经很少,而我们是像陡坡一样地爬上去。能源供应就非常尖锐,我们现在的煤矿按照现在的估计大概能采100年,石油按照现在开采的标准只能采十几年,比较安全的话有40年的缓冲。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将来由于我们人口众多,大家都想过好日子,建筑方面的用能差不多占1/3,这个巨大的供需要求我们中国很难达到。那到底怎么办?依靠怎样的技术进步才能把这个增长势头尽快地遏制住?我们煤矿挖100万吨煤要死3个人左右,所以有的人说煤都是用血换来地,用人命换来的。没办法,现在就这些基础设施就这样的水平,目前只能这么挖。当然我们在尽量改造,但是要加快挖,不挖不够用啊。至于石油,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寻求国外市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将来的能源来自何处?
第二个大的问题,液体燃料的短缺。
现在马路上汽车越来越多,大量的汽车造成了能源的消耗,现在我们国家每年只能生产1.7亿吨石油,包括大庆油田、中原油田。我们去年用了多少石油呢?用了3亿吨石油,1.3亿吨是从国外进口的,是个不小的数目。目前石油70美元一桶,这要花费多少钱?而我们中国的石油太便宜了,再便宜下去更遏制不了这个需求了。我认为油价马上应该涨两倍,否则的话遏制不住。现在有些人用石油用得过头了。清华大学周围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早上送孩子上学,都是汽车送的。星期五晚上、星期一早上那几条马路全堵死了。别的国家的孩子都是坐公共汽车的,没有家长天天开着汽车送孩子上学的,就是美国也没有,我们中国先学会了。如果不加遏制,将来不得了。我们对液体燃料的依赖度是40%,将来我们预测到2020年至少要花4.5亿到5亿吨石油,而国产的绝对不会超过两亿吨。将来3亿吨石油或者更多一点要进口,这基本上就是美国现在的进口石油总量。但美国3亿吨石油是怎样得到的呢?它是打伊拉克、整伊朗到处布置航空母舰或者是派兵,我们能这么做吗?不能做。所以只有和别的国家拉好关系。为什么我们对伊朗的态度很和缓?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很重要的一条,我们将来对伊朗石油有很大的依赖,和委内瑞拉也要搞好关系。现在美国专门给我们捣乱,我们关系搞到哪里,他就捣乱到哪里。所以将来石油是很难搞到的,而我们胃口又往上涨,将来万一马六甲海峡被堵死,一下就被掐死了。所以我们的进口要多样化,不仅仅是从中东那边过来,还要从非洲、南美或者是印度尼西亚进口。现在大庆油田算是我们主力油田,年产5000万吨石油,大概是国家石油总产量的1/3,它已经用了30年了,应该说挺对得起中国了。我们去看过,它原来是打个井自己喷出来,现在是注高压水来把石油挤出来。挤出来的石油很可怜,85%是水,其余的15%把它分离出来,多费劲啊。如果这个也不行了,就是搞高分子化学的化学剂。打下去以后,减少黏度,这样多出点石油。我们现在国家的出油率也就是33%,100吨油能够出33吨油就不错了。另外现在还有个办法就是注二氧化碳,这个是比较好的办法,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把它挤下去把石油挤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液体燃料的问题很尖锐。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太多的办法。总的来说能源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但需求又不可抑制。怎么解决,是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挑战,目前来看就是污染。
水污染就不说了。现在我所知道的淮河这些地方都是很糟糕的,治理了很多年,花了很多钱,就是治理不好。再说空气污染,因为我感觉空气污染主要是能源利用引起的,水污染主要是大量化肥引起的。现在我们每年向大气排放2300万吨二氧化硫,过去绝大部分的电站是不脱硫的,因为脱硫装置比较贵,要增加基本投资15%。现在全国40%的土地都有酸雨,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将来土地要酸化,种粮食要减产,一些金属结构很容易被腐蚀。再加上氧化氮,排放出来以后,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会促使癌症发病率提高。现在这么多电厂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脱汞。煤里面含有汞,虽然微量但毒性很强,但是多的话影响也很大。还有很多颗粒的问题。现在微颗粒也在排放,比较厉害的是0.25微米的颗粒,对呼吸道有很多不良影响,别的国家都有非常严格的控制。所以说目前来看,发电的或者是工业锅炉的小窑炉的直接烧煤所引起的污染就很厉害。如果我们在技术上不采取断然的新的办法,而煤的使用量还在继续增加,那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大家可以设想,不要开窗,不要呼吸。随着科学的发展,问题都发现了,但是真正要解决,需要大量的钱。
第四个大问题就是二氧化碳的问题。
二氧化碳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人们还不够重视。大家看看报纸和杂志,温室气体已经是非常大的世界性问题。北极南极冰山的融化,各地方的变暖,整个的海平面升高,还有一些气流的变化,以及各种各样的气候不正常,全世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二氧化碳的问题在《京都议定书》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这个事情一个国家办不成,需要国际合作。现在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很高了,比100多年以前浓度增加了一倍多。现在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概在32亿吨,美国是50多亿吨。现在美国的排放量是最大的。但是如果画曲线的话,它的排放量比较平的。大概在2020年,我们就要到达美国的水平。那么到那时候中国怎么办?如果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成为世界第一的话,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我们要现在采取措施,一方面在国际上保持良好态度,承认二氧化碳的排放自己有责任。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国际上不能要求太严格。而且我们人均排放量还少,是不是先让我再多排一点,将来再努力减少。如果别的国家急了,我们就说人均。美国现在是要提倡民主自由,最推崇人权,人权有多种多样,排放二氧化碳权也是人权。为什么美国人一个人可以排5吨,中国只能排放2吨3吨?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已经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了,已经排放了这么多二氧化碳了,历史上的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应该归咎于这些国家。所以说态度要好,但是还是要排,不过我们中国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努力想办法将来少排。在外交上可以用各种外交辞令来对付,但实际上这个事情还是要处理的。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办?在我们国家仍然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办法就是说想办法,把电厂里或者窑炉里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压缩、液化,把它注到地下去,这个很难。为什么呢?本身烟囱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很低,只有13%左右,收集起来需要用很多溶液喷淋,再把它吸收出来。同时这些溶液将来还要再生,这又是耗能,所以说这个本身要把我们的热效率降低十几个百分点,又使我们更加多烧煤发电做这件事。这是个恶性循环。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大家都在出主意。现在来看利用二氧化碳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能够强化石油开采。所以至少一个阶段以后将来二氧化碳不必埋在海底下埋在岩洞里头,而是用来强化石油开采一举两得。
第五个问题,就是农村能源。
我国有8亿多人口住在农村。城市用天然气可以,农村里头用不起天然气。而且天然气没这么多,在我们整个的能源总量里头还不到5%。所以说农村能源也是个大问题。农村很多地方还在砍树当柴,当然有的地方尽量供应液化石油气,这是近郊。有些供煤,煤在农村烧起来效率低污染高。生态破坏是很厉害的。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有几个方面的解决办法。
第一个就是煤炭的现代化利用。
煤相对来说中国比较多,比石油天然气多得多。当然石油和天然气都可以引进。煤占我们整体能源的67%,也许将来比例会减少,但是始终在中国是最多的。这是个客观的情况。那么在缺天然气缺石油以煤为主的情况下怎么把煤用好?这是我们中国的特殊情况。怎么把煤用好是个战略问题。按现在这个用法用下去直接燃烧肯定不是办法,所以说我一直在传递一个想法,就是煤要现代化利用。什么叫现代化利用?就是把煤先气化,变成一氧化碳和氢气,然后再用来做液体燃料和发电。就把化工的过程和发电的过程糅合起来。以气化为龙头,逐渐成为国家的中长期规划,现在国家开始实施起来了,作为重点专题在研究。煤的现代化利用,以气化为龙头,气化以后去掉所有的杂质,然后通过化学变化也通过燃烧用燃氢气联合循环,效率比较高。因为中国电站太多了,这项技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逐渐推进。同时我建议用气化以后的氢气和一氧化碳来做液体燃料。我建议做成甲醇或者二甲醚。醇和醚是小分子,比油的分子要小得多,燃烧效率比较高。这样一方面解决发电的不干净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我们液体燃料的短缺问题。用醇醚燃料来代替汽油和柴油,来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煤是我们主体能源要用好,否则的话造成的污染和很多问题是不可逆转的。同时用了这个办法以后,要把二氧化碳分离出来也比较容易。在高压情况之下,在没有燃烧以前把二氧化碳先分离出来,变成氢气为主来燃烧。燃烧就没问题了,烧出来是水,在没有烧以前就把碳拿掉,二氧化碳拿出来可以用来增加石油生产。所以这是一套系统,我们把它叫做煤气化多联产系统,将来是我们用煤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同时也可以解决污染问题和液体燃料短缺问题。液体燃料短缺已经由我们自己想办法,用煤来制造液体燃料,来满足我们在汽车方面的要求。汽车方面是不是要有其他一些措施比如人们的思想改造汽车技术的改进,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液体燃料角度来说应该这么做。因为煤毕竟比较多嘛,满足各层次的要求,满足农村的要求,满足汽车的要求也满足减少污染的要求。
第二个想法,就是我们国家要大量地使用核能。
核能的问题以前出现过几次事故,但实际上说起来还是挺安全的,现在技术发展了,可以保证安全。我们国家已经决定了在2020年以前要大量发展核能电站,大概要发展到4000万千瓦容量,到2020年我们整体发电量将要增加到10个亿,所以4000万千瓦也不多,4%左右,但电量来说可能是5%到6%,即使这样我们的任务也很艰巨了。大家知道最大的最早的核电站是大亚湾核电站,180万千瓦,现在我们到2020年也就15年不到了,要到4000万千瓦,每年增加一个大亚湾都不够。核能要发展,核废料处理问题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留到后一点解决,核电先用起来再说。为什么呢?因为核废料量是很少的,放在反应堆的边上靠一靠,不要急于拿出来处理,每年耗的核废料也不多。先放着,慢慢想办法,尽可能把它解决。我想一定可以想出核废料问题的方法。所以核能要发展。
第三条重要的途径,就是使用再生能源。
现在这个事情世界上很热门。所谓化石能源,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就是太阳能,照理说化石能源也是太阳能长期积累的结果。现在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再生能源用起来。具体来说中国比较现实的是风。宁波风很大,那么应该可以考虑用风发电吧。因为再生能源是比较贵的,和火电比都要比较贵,这个也是个不合理的比法。再生能源是没有污染的。用煤来发电,不管怎么样,要排放二氧化碳、氧化硫和颗粒。这些东西没给它收税。这些排放物引起很多外部损失,譬如说人们呼吸了以后生病,我看病自己掏钱等等。也就是说它的电价里面没有包含这些外部损失。大家都把东西往大街上扔,扫大街的钱谁付啊?如果说严格地收取那些排放费,那个钱也不便宜。现在为什么价钱比较低呢?就是因为它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这是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再生能源在价格上比不过它。所以现在就是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把再生能源扶植起来大量推广。可以做的就是风电。风电最好做,风电的价钱离火电价钱最近。大概多两毛钱就可以了。尤其是在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电价比较高的地方风电是很好做的。其他还有生物质的。在有些地方像河南河北吉林秸秆是很多的。大概还有整个森林的废弃物。加起来,大概有几亿吨标准煤。这也要利用起来。还有太阳能。太阳能现在用的比较好的是太阳能热水器。这个倒是个好东西,比较简单。将来太阳能光幅发电,就是太阳能一照以后,紫外线就变成电量了。那么这个要推进,但是要国家补贴,按照现在的价格,一度电要比火电站贵20倍。价格就差得比较远,不像风电相差两毛钱。就技术发展来说,光幅电池还是要发展的。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光幅电池的制造厂,产品绝大部分是卖给外国的,我们中国买不起。推广没这个钱。这个项目需要国家的支持。现在无锡的好多厂赚了很多钱。但因为材料不过关,所以我们向外国买材料。一句话,再生能源要发展。
最后一条,节能。
节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主要是制度问题、贯彻问题、人们思想问题。举个例子说,北方的取暖就绝对浪费。我们中国在同等纬度的取暖所耗费的能量是欧洲的2-3倍。整个房子的绝缘、房子的保温、自我的控制、自己的付费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说到底,这基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总的说,节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的能源强度比其它国家高得多。就是万元GDP的耗能量比日本多5倍。我们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大家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作为能源专家很担忧。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能源也有一种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大家以后做每一样事情都要从能源方面考虑考虑。这就是意识问题。
下面要切“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个题了。
在座的都是十分幸福的,大家生长在一个比较和平的年代,极左思潮已经基本过去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能够安心地念书、安心地做学问、安心地学到新的知识,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这样的环境是得来不易,尤其是像我们这辈人更有深刻的体会。
接下来我谈谈我的经历。我应该说从小也没受过太多的苦,在上海长大,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然后我就考到清华大学,这个很顺利吧?我1950年进清华大学,1951年就被选上留苏。那时候苏联老大哥在我们的印象中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当时很高兴。那天党支部还通知我说明天去考试,可以留苏。我兴奋得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第二天去考试也来不及复习什么资料了,看什么书了,考就考吧。昏昏沉沉没睡觉去考,一两天以后有人告诉我考上了。我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很快,我们做衣服要出国。那个时候是第一批出国,完全按外交官的出国水平给你做两套西装,两套中山装,两件大衣,两个皮箱子。箱子是真皮箱子啊,不是现在的皮革的。当时这样就出国了,但是我们一个俄文字也没念过。因为当时中学念的是英文,后来到大学以后还没来得及念俄文。那个时候根本一个俄文也不认识。所以就稀里糊涂就从北京搭上火车,经过哈尔滨满洲里就出国了。过了满洲里,不久以后就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心情特别激动,但是话不会说。后来我们就学两个单词,一个是中文里的“我不知道”,就是怕别人很热情地说话说了半天,你回答人家还是不回答人家,就说我不知道,至少有个回应吧。还有一个就是中文里的“厕所在哪里”,就这些话问一问。
那个时候周总理、刘少奇都给我们讲话,都说“你们首批被派去苏联,将来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对我们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一个人出去,国家要付多少钱,得多少农民的收入。所以说我们感觉责任重大。当时觉悟还是蛮高的,带着满腔热情,我们这批学生在苏联真的是非常努力,当时也得到很多苏联人的夸奖。我们在那里5年半(学制是5年零10个月),一次都没回来过。当时就有人说:出去一次不容易,火车票也很贵,出来花钱,你们年轻嘛,就不要回来了。那不回来就不回来。苏联人对我们也很好,给我们每个人暑假安排旅游什么的,感觉挺好。年纪轻嘛,也愿意到处玩玩。
我们这些人在班上都是第一第二名,虽然很困难,刚才说了一个字都不认识。我们去第一年,我们3个人分在一个学校,叫包曼高等工业学院,实际上就是宋健、邹家华这个学校。宋健比我低一班,邹家华比我高两班。去了那以后校方很重视,请了一个苏联的“老太婆”来教我们(我们叫她“老太婆”,实际上也就是三十几岁。我们才20岁不到呢。)她可是一个中文都不懂,她不懂中文来教我们不懂俄文的中国人。我认为照样教得很好,我们也学得很好,她用另外的俄文来说另外一个东西。用各种各样的俄文来解释,这样举一反三,我们回去就念,使劲念课文,用念课文来培养感觉。所以我老是在屋子里拿了本课文在念,一念就念几十遍,我同房苏联同学就说:“你别念了,我都背出来了,你还念什么?”我当时就还在念,我说没办法,不念这个掌握不住啊,这样大概就经过半年。
第一年的下半年,学校专门派老师用俄文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数理化。第二年,我们都开始跟班上课。跟班听课,开始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这一点困难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当时根本是无所谓,就非常努力地去克服。苏联人爱玩嘛,我们少玩一点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所以5年半学下来,课程基本都是全优,得到了很多苏联人的好评。
好多人学回来以后,急于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一点所谓现代化的用品。我们就坚持认为不要买,这个是祖国人民给我们的钱。大使馆也认为应该把多余的钱用来买书,你要教书嘛搞建设嘛要以书为主。不要买那些所谓的现代化用品,买了这些东西就脱离了国内群众,这个在当时是这样的。有时候中国在苏联那边开展览馆,我们义务地去做讲解员。后来展览会不好意思,送我们每个人一块料子,大概是毛料吧,藏青的毛料,我们不要,要把它卖掉,卖掉得来的钱再还给国家。所以说,我们回国的时候别的没有带,就带了好多箱书,就是满怀了这么种信心回到了祖国。这是1957年。
但是可惜的就是刚回来马上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本来想回国以后好好教书,或者搞科研也好,但是当时没这个条件,天天就是运动。所以我过去留在学校的好同学叫我少说话,因为我不了解中国情况。我感觉特别别扭,原来我认识的一个好好的人,大家把他桌子一围,当众批判。当时根本就没法理解,可能现在大家也没法理解。当时好多人就莫名其妙地就被人说成反革命了,好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这样子就折腾了一年。
后来到1958年是大跃进,然后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炼钢铁,就是响应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从每年的535万吨钢铁产量增加到1070万吨。现在1070万吨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我们两亿多吨。当时就把钢啊锅啊,把清华大学的钢窗都拆下来,把锅都砸碎,在我们的实验室后院挖个坑,把这些都放进坑里,埋进焦碳用鼓风机来进行炼钢。炼了以后高温烧化拿出来以后粘在一起了,用个绸带一结,拿去向党委报喜,说钢铁炼成了。我们作为技术人员,感觉到这些事情很荒谬,但是又不敢说。因为是全民运动,你能反对吗?所以这样又折腾了很长时间。
接下来,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如认为麦克斯韦尔方程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干的,号召人们必须要解放思想,打破他们的权威。当时学术界就很混乱,很多老教授都受到影响,又折腾了很长时间。
从1957年回国以来这3年,几乎什么也没干,就在搞运动。搞得挺不痛快,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有点违心的做法。但在那个政治环境之下没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别人告诉我有一个留苏的名额,问我去不去?我欣然接受。当时俄文也已经讲得挺好。从莫斯科后来跑到加里宁工学院去了,又学了3年。在那边还真打了点底子,作了副博士论文(在中国就认为是博士论文)。学了3年以后回国,在苏联的那3年总算是躲开了3年困难时期。所以别人就说了,你身体好是因为你躲过了这几年困难时期。我们在这里吃不饱,吃半条鱼还要躺在床上慢慢消化。你现在就是吃黄油面包吃了好多,所以就身体好。3年加上之前的5年半,在苏联有8年半了。
我是1962年年底回国的,接下来的3年开始琢磨一个教研组怎么搞起来,怎么做点规划。刚刚有了点头绪,文化大革命来了。那时候就是打倒一切打翻各派,我们清华大学出了个蒯大富(全国红卫兵的头头),就是挺大的造反派。那时候课也不上了,什么也不干了,天天就闹革命。自己斗自己,写大字报,出去游行,有些红卫兵就出去造反,我们这些教师就在家里呆着,也不敢乱跑。后来武斗,现在说起来也很可笑,清华大学好几个楼,一半是这个派,另一半是那个派,晚上打架,互相骂对方,这样还不够,然后在后顶上装两个铁棍,拿自行车胎,车胎里放两块砖头,像弹弓一样打出去。这些都是亲眼目睹的。然后接下来,因为武斗闹得太厉害了,从大弹弓发展到枪,发展到长矛,长矛扎死了几个人。后来打枪,打死好几个人。所以这事情越闹越大了,后来就是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进校以后就是打倒造反派,但是完全是要教育革命。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变成完全要被改造的对象。他们就说到目前为止这几十年都是资产阶级占领了教学队伍,需要改造。所以说我们是工农兵学员,要到工农兵学院来改造。“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那时候还叫我们去招生,招生不是现在的统考,而是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推荐几个人表现好的,也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工人,到工厂去是工人,到农村去就是农民。叫我去考他们的文化,我感觉到很为难。地方上推荐上来的你能说不要吗?这个就是政治问题啊。对不对?这么优秀的工农兵在你手里说不行?你能说这个话吗?但是实际上水平实在不怎么好。但工农兵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还是很聪明的。比如说招生、培养工农兵学员,后来我们学校里头凡是所有的政治活动比如说农村好我们到农村,一直干到四人帮倒台。
四人帮倒台以后呢,就是治理整顿。折腾差不多就从1966年开始,我在农村,那个时候我们真可以说是努力改造自己吧。住在泥地里边,铺块塑料布睡在泥地上。夏天热得不得了,蚊子又多,那就熬着,没关系。就感觉到知识分子有时候有一点骨气,能吃苦。在农村差不多一年半,那个时候还不让我回来教书。我有时候就想不通,我们受了国家这么多年培养,从小学到中学,后来又留苏8年半,回到国家应该主要是做点教书方面的工作。但是这样的思想就要受到批判。被认为是还想恢复到旧的道路上去,不愿走新的道路。所以就这样差不多从1966年一直折腾到1978年。一开始是闹革命,后来是工农兵学员,后来是各种各样的改造。所以说直到1978年邓小平来整顿秩序才真正开始做一点学问。那个时候我是46岁。我们是搞动力搞能源的,确实国家也很需要,从学生角度来说各方面来说应该说这段时间是心情舒畅的,努力去教书育人搞科研,那么搞到现在呢多多少少有点小的成绩。当然这段时间我们自己还是很努力的,我说这段历史就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这辈人所遇到的一些情况。结论就是你们有这个机会,非常幸福,所以要珍惜这个好的时机,很好的学习环境。
接下来我想说一些我们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吧,就到清华来以后的一些成果。我在清华是负责燃气能机专业,1959年有第一班的毕业生。我们这个教研组在各个运动中老是挨批,为什么呢?我们讲实话,做实事,老是跟不上运动发展的要求。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努力地工作,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从创立我们的专业是1956年,到现在刚好是50周年。我们归纳下怎么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效果。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专业也不多,每年招一个班30个人,199年第一批毕业生。这里头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这个教研组一共出了7个院士,大概15个以上副部以上的干部,现在的国务委员华建敏就是我们专业的毕业生,包括韩启德副委员长的哥哥是我学生。为什么我们专业能够有这些的成就?应该说培养人是最好的标准。我们感觉教师应该是一方面的原因,身教言教,尽到了应该尽的责任。大概总的来说有这么几条。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些教师包括我们学生都感到动力环境事业是特别重要的事业,对自己本身所从事的事业有很强的责任心,所有人都将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第二个方面我们不仅仅在学校里学习,而且一直关心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带领同学到工厂到各个地方去看,请技术人员来座谈,一方面提炼我们自己要做的课题,这些东西使同学感觉到非常重要非常有用武之地,同时任何事情必须深入基层去做。
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严格的科学作风。
第四个就是说实话办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一直推崇的,也是经常受到批判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好像不会说假话,不愿意说假话,看到人家在包装自己吹嘘自己,我们感到很难受。我们做不了,我们不会做,也不愿意做。结果呢,在各种诱惑前面各种风头前面我们给人的感觉是有点保守,或者是有点跟不上形势。实际上,说实话做实事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不要去说违心的话,不要去跟随不正之风,坚持你自己的,这个也很重要。
第五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同学之间的团结和教师之间的团结。所以我老是跟同学说,现在年轻人比较自傲,自恃很高,我很聪明,在家里头都是天之轿子啊。这样容易看不起周围的人,很要命的。所以我经常跟同学说,每个人都有很多优点,所以我就建议,看别人的优点乘1.2,就把他的优点放大,看别人的缺点乘0.8,缩小一下。对自己,把自己感觉的优点乘0.8,把自己的缺点乘1.2,这样的话就平衡掉了。你就看到每个人都不错,都是好同志。身上都有很多可学的东西,那你就很平衡了。否则的话就感到自己没受重用,才华没得到别人的赏识。那就完了,你老是处在这么种状态之中,你就很难受了。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目前的新的情况之下,虽然说整个的社会发展很快,但是道德方面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包括现在的学术界的腐败,相当严重。各种各样的诱惑很多。学术方面本来是块净土,由于现在商品经济各种尔虞我诈假冒伪劣慢慢都渗透到我们学术界来了,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包装,都来说故事,用故事来打动上级,来获取些利益,按照赵本山的说法就是“忽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实实在在地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感觉清华的“厚德载物、严于律己、团结同志”这些精神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道德规范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社会将面临危机,也许目前还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如果我们年轻人不注意到这个东西,随着社会上一些不太好的潮流走,那么我感觉年轻人将很难担任起真正建设我们国家的重任。还是两句话,一个就是你们非常幸福,用我们教研组怎么培养人的例子说明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我们的几点体会。我想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倪院士答同学问
问:倪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你在1957的时候留学回国,那时候的话你刚刚回来,然后这边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就是说你那时候回国的时候当时是一腔热血和很强烈的报国之心。你回来之后思想上会有一些很大的冲突,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什么样的精神让你支持下来,通过这段时间,然后经过后来很长的一段像文化大革命的挫折,经过这些之后你还能够继续地奋斗?
答:提的问题很好,我想我们的人生道路自己应该有一个把握,我自己感觉到,人的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但是你就感觉到只要我努力了,我做的工作不是为某一个人,也不是为某一个支部,我感觉凭我的良心这个做法是为国家好,那我就去努力做,也可能一时得不到人家承认,那没关系,终究会有承认的。即使承认的不多也没关系,我做到了,问心无愧。抱着这种心态去做的话就可能做得好一点。作为中国公民,就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
问:倪教授您好,我对您讲的煤炭的现代化利用比较感兴趣,您刚才讲的是煤炭的气化和液化,就是说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大概需要几十年,大家都知道,一个煤炭企业虽然说是国家规定开采一般是在100年左右,出事煤炭企业我比较清楚,开采时间一般是七八十年。煤炭现代化的研究和推广大概需要几十年,会不会在几十年之后煤炭的用武之地不是太大?还有一个就是,煤炭的现代化利用技术用武之地不是特别大,您会不会觉得您的那个技术是不是成本比较高,而且推广起来比较困难呢?
答:按目前来看,煤炭还是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将来煤炭的80%用来发电,因为电比较容易输送和利用,用起来比较方便。那么,发电过程中怎样使污染产生最少?有人说是不是煤炭也缺?将来也没有煤炭怎么办呢?是,煤炭当然也存在缺的问题,但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包括用一部分煤炭比如说1/7来做液体燃料就可以相当程度地缓和我们液体燃料的短缺。同时,现在我想说明一个道理:20世纪以来好多单个技术到了一定的顶点或单个设备到了一定的极限。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把各个行业的东西集成起来比如说煤炭行业、化工行业、石化行业、发电行业、钢铁行业,其实如果在系统整合方面下工夫的话潜力很大,可以节约很多能源,所以我经常说21世纪是向集成要效益的世纪。效益就是环境效益、经济效益、资源效益。资源也是个问题,但总体来说可以比常规办法好得多。长远来看,是不是在100年以后左右将过渡到聚变的过程。现在核聚变正处于研究过程中,将来如果能达到核聚变,人类从某种意义上就解脱了能源的困惑。
问:倪院士您好。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道德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些信息,我们在道德方面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要把儒家所有思想彻底批倒,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还有一点就是,北方现在沙尘暴比较严重,林业部新闻发言人说这个问题好像和森林砍伐、环境污染没有关系,这个你是怎么看的?
答:关于道德的问题,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为人民服务”、“学雷锋”这些观念都比较深入人心,当时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原来的一些理念不能成立,有一些东西感觉到不可理解了。社会的丑恶现象也泛滥起来了,没有得到应有的抵制和惩罚。所以道德问题过渡时期不可避免。共产主义现在感觉很遥远,目前社会主义定义本身也比较模糊。现在先不说什么主义,大家都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就不错了。所以说不能怪年轻人,因为整个过渡时期的变化是比较复杂的,要探索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加以约束。胡主席提出“八荣八耻”,也是一种道德约束的办法。也可以用宗教的办法,前两天在杭州开世界佛教大会,感觉中国第一次把佛教放在位置上,我认为很好,这也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你可以不要搞迷信,但是作为佛教信念来说,教人做好事,不要去做坏事。你骗人了,你的信誉没有了,将来借钱也好找工作也好就不行了,这也是一种约束。
第二个问题,沙尘暴的问题,现在北京很严重。前几天北京下了一场黄土雨,早上起来发现窗台上、汽车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黄土。我在北京前后生活了50多年还是第一次碰见。造成沙尘暴的原因多种多样,总的来说,我们临近的国家包括我们的内蒙过度开垦、利用。认识自然、热爱自然,争取和自然的最大和谐,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每一个人的最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如果像原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违背自然规律,就得到了惩罚,而且这个惩罚还要不断加深和加剧,人们等着吧!